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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關系的現狀并不支持恢復到奧巴馬政府對中國所特有的那種激烈的直接外交水平。在目前的情況下，將外交重點的天平如此偏重于中國，會使美國在亞洲或全球范圍內處于更強有力的地位。

同樣的道理，特朗普政府期間的成果乏善可陳和關系急劇下滑表明，惡意忽視并不是一種有利可圖的外交姿態。下一屆政府需要在這兩極之間找到一個持久的中間點，支持美國在國內外的首要任務。

對中國直接外交的目標是影響中國如何確定和追求自己的利益，迫使中國為解決兩國面臨的挑戰做出應有的貢獻，澄清美國的首要任務和關切，并減少意外沖突的風險。

為了取得平衡，下屆政府可以首先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恢復與中國的對話渠道，既要讓盟友和伙伴相信美國將恢復與他們的關系作為首要任務，也要向中國表明，美國將首先注重推進明確的目標，并以實質內容來推動接觸的決定。為了使領導人層面的互動取得最大的成效，需要通過內閣和次內閣層面的對話來推進和通報雙方關系中具體的優先問題。

奧巴馬時期的深入對話是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努力的產物，目的是探討在戰略問題上的合作，避免不受歡迎的沖突。近幾十年來，雙方的關注點從對抗共同威脅轉向了尋找共同利益，以緩和雙方關系，避免因政治和經濟制度的不同以及對各自在亞洲和世界的角色的不同而不可避免地產生摩擦。

隨著兩國日益成為具有全球經濟和安全利益的全球行為體，雙方認為需要協調的議題范圍不斷擴大。今天，蘇丹的內戰、利比里亞的病毒爆發、委內瑞拉的政局不穩、烏克蘭的軍事沖突都牽扯到美中兩國的利益。而隨著中美之間經濟、社會、學術、科學、投資等層面聯系的加深，受兩國關系發展影響的選民也越來越多。

事實證明，對話的廣泛結構在防止沖突方面一般比在就共同挑戰進行有意義的協調方面更有效。在許多外交對話中，努力和產出之間的不匹配使得許多批評美國過去與中國的外交接觸的人認為中國是在把美國領導人當傻子耍，即通過無休止的對話和無法執行的承諾來拖延美國官員的時間。頻繁的對話還招致美國國內的政治攻擊。兩個政黨的成員都對總統提出過這種批評。

廣泛的外交互動也使美國的盟友和伙伴，特別是日本感到焦慮，認為美國將與中國的關系置于與他們的伙伴關系之上。這就造成了緊張和懷疑，事實證明，這是很難克服的。

在管理雙邊關系中的作用上，特朗普政府打破了過去的慣例。在2017年最初宣布計劃維持4次內閣級對話后，政府將溝通渠道折疊成以維護為重點的貿易對話，以落實階段性貿易協定為重點，以解決刺激因素和澄清作戰行為意圖為目的的工作性軍事渠道，以及在2020年冷落的不一致的領導人級對話。

特朗普政府決定切實中止與中國的外交對話，是出于以下幾個判斷。

– 中國與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距離太遠，無法受到傳統外交的影響。

– 過去的美國政府一直參與無休止的對話，卻沒有結果。

– 中國的野心和意圖已經被理解，并與美國的價值觀和觀點相沖突。美國需要戰勝中國，而不是與中國對話。

特朗普時期持續的、權威的溝通崩潰，導致了整體關系的惡化。對抗的領域加劇了，合作的領域消失了，兩國管理摩擦的能力也萎縮了。雖然缺乏有效的直接溝通手段并不是雙邊關系破裂的原因，但它很可能是一個促成因素，盡管其程度尚有爭議。

簡而言之，與中國進行密集和最低程度的外交對話都會帶來成本和風險，必須與衍生的利益進行權衡。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恢復類似于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密集對話會帶來明顯的利益，從而抵消這種做法的國內外成本。同樣，放棄外交也沒有給美國人民的健康、安全或繁榮帶來切實的好處。下一屆政府面臨的挑戰將是為與中國的外交對話找到一個持久的平衡點，使美國處于最佳位置，以促進其在全球和亞洲的利益。

具體到中國問題上，美國的利益得益于一種持久的、能產生實際利益的關系，并能在不需要訴諸沖突的情況下管理不可避免的競爭點。實現這樣一種關系需要多年來堅持不懈的努力。它將需要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在推動中國向美國利益和價值觀方向發展的過程中取得的漸進式進展是衡量成功的標準，而且兩國需要在不斷加劇的競爭中共存。

外交對話不是一方送給另一方的禮物或榮譽。對話不應以默許要求為條件，也不應僅以每次互動的產出為評價標準。關系中某些領域的摩擦不應妨礙其他領域的對話。相反，觀點的直接交流應該作為兩個成熟的全球大國如何冷靜地處理彼此關系的標準操作程序。

在這樣一個中美關系的框架下，外交對話的目的是：(1)明確首要任務和關切；(2)當中美利益一致時，利用協調的機會；(3)影響中國領導人如何確定和追求自己的利益；(4)減少沖突的風險。

作為指導原則，雙方領導人應保持每次雙方出席多邊會議時的非官方會晤規范，如 20國集團、東亞峰會和聯合國大會。兩國領導人還應爭取每年大約舉行一次雙邊會議，并在兩次會議之間如情況需要，通過電話或信函進行溝通-。美國總統在領導人會晤前的籌備過程開始時，向中國總統發出一封私信，以明確優先事項，并為峰會設定宏偉目標。這種指導有助于使兩個官方機構集中精力致力于談判。在領導人層面的互動之前，要有具體、切實的成果。鑒于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與總統的距離很近，他們應該監督并盡可能在公眾視野之外解決問題。在白宮以下，部門級決定是否啟動或繼續與中國的對話，應以政府的優先事項為指導，并清楚地計算出在哪些方面取得進展可以推進不同的目標。在情況允許的情況下，這些對話的規模應保持在較小的范圍內，這既是為了在討論困難問題時能最大限度地坦誠相待，也是為了讓中國人有更多的時間來討論這些問題。盡可能地保持平衡，使實質內容重于象征意義。規模較小的會議也更有利于發展雙方負責人之間的關系。

在過去40年里，中美之間有效處理的每一個棘手問題的共同特點都是關鍵官員之間的高職能關系。美國和中國越是建立和處理彼此之間的關系，他們就越有可能在摩擦點出現時進行管理。

在新政府上任后的頭幾個月，美國高級官員花時間修復和重振與美國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的關系，以證明他們將這種關系放在首位，這一點非常重要。恢復美國的道德和經濟領導地位，修復美國與其最親密的伙伴的關系，對于增強美國與中國打交道的影響力至關重要。基于這些原因，不必急于在下屆政府一開始就安排領導人級別的接觸。與其急于與中國領導人盡早接觸，不如為這樣的會晤做準備并確保其成功，因為這樣的接觸會在國內產生政治輻射，可能會疏遠盟友和伙伴，而且不太可能產生重大的實際成果。

兩國首都的主要官員在早期接觸中越能證明在應對美國最緊迫的挑戰方面取得了進展，就越有理由投入更多的美國外交資本來發展與中國的關系。

隨著時間的推移，恢復正常運作的美中對話渠道對于管理競爭和潛在合作領域非常重要。

建立常設對話機制將為每個國家政府的決策者建立問責制，他們對推進國家優先事項和解決關切行動負有責任。盡管這種對話渠道的形式將取決于每個國家確定的優先事項，但一種潛在的形式將是就下列領域進行國家一級的對話：

– 戰略穩定(核導彈、導彈防御、網絡、空間、軍備控制、新興技術)

– 安全(海上、臺灣、北韓、伊朗、阿富汗其他視情況而定)

– 經濟和貿易(市場準入、知識產權、國有企業、補貼、非關稅壁壘限制)

– 能源氣候(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清潔能源的研發和應用、國際氣候議程的協調)

– 全球問題(公共衛生、可持續發展、不擴散、國際組織內的協調)

– 人權和法治

– 執法和網絡問題(打擊麻醉品、簽證、遣返、政治干預)

– 軍方對軍方(減少風險、消除行動沖突、理論交流)

在新政府中發展這些渠道的操作原則應該是審慎地確定可以通過與中國直接對話推進的美國首要任務。中國將急于恢復外交接觸，作為關系穩定的信號。美國在決定何時何地恢復直接對話渠道時需要謹慎和耐心，既要向盟友表明美國優先修復與盟友的關系是第一要務，也要謹慎和深思熟慮地利用過去四年中美關系中積累的籌碼，確定需要推進的具體優先事項。

恢復中美關系將是一個多年的工程。對美國來說，首先應該關注如何讓中美關系解決美國最緊迫的優先事項是抗擊COVID-19、刺激全球經濟增長、有效管理摩擦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