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加快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構建“橄欖型”分配結構，是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十四五”時期，中等收入群體有望實現年均3%左右的增長，約1億人邁入中等收入群體。但若世界不平等加劇、就業缺口增大、工資增長放緩，有可能導致中等收入群體增長數量失速與發展質量下滑“雙碰頭”風險。為有效應對風險與挑戰，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重點要從以量為主轉變為“量質”雙提，做好相關頂層設計，加大農民工市民化改革力度，從穩就業、拓收入、降負擔、應訴求等多方面綜合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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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暢通經濟循環、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時期，加快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構建“橄欖型”分配結構社會。加快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構建“橄欖型”分配結構，是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應該看到，當前中等收入群體培育仍面臨諸多瓶頸問題，特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中等收入群體抗風險的脆弱性更加凸顯，增長數量失速與發展質量下滑的“雙碰頭”風險隱現，因此要更加重視中等收入群體的培育問題，做好相關頂層設計工作。

“十四五”是中等收入群體培育的關鍵期

按國家統計局絕對收入標準計算，我國擁有約4億人以上的中等收入群體，是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群體。“十四五”期間，在脫貧攻堅成果進一步鞏固、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仍保持基本同步的大背景下，更高質量的城鎮化將推動更多低收入者邁進中等收入門檻。

假定“十四五”期間收入分布不變，模擬到2025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人數大約在5.9-5.1億人之間，將有約1億人邁進中等收入階層（表1）。從人力資本基礎看，2019年，我國普通本專科和研究生教育招生已超過1000萬人，中等職業教育年招生近600萬人，未來將為全社會供給更多更高質量專業人才，實現新增1億人的目標具有現實人力資源基礎。

我們推算，“十四五”中等收入群體新增1億人構成中，主要包括高校畢業生為主體的高人力資本群體、以接受高中階段以上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中等人力資本群體、城鄉相對貧困勞動人口群體，初步匡算三類群體比例大致為5:3:2（即大致為5000萬人、3000萬人、2000萬人）。但總體看，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增長不斷放緩的趨勢已經形成，年均人數增速將從2001-2020年的8%左右，下降到“十四五”期間的3%左右，進入中速增長期。

表1：“十四五”期間中等收入群體人數測算

表2：5.5%經濟增速下Logistic模型預測“十四五”期間收入五等分組情況

注：按照統計局中等收入群體門檻測算，假定CPI年均增長2%，到2020年我國中等收入標準每戶約為10.5萬元，戶均人數約為2.76人，假定收入分布符合平均分布。

對中等收入群體進行結構分析，大而不強、結構不優的特征較為明顯，還有很大的發展提升潛力。

一是總量結構上，中低收入者占比較高。收入分布呈現“金字塔”型，中低收入群體在中等收入群體中約占70%，內部收入分層固化。

二是增量結構上，大量中等新增人員收入徘徊于中等收入標準線邊緣，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是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主要力量。2019年全國農民工人均年收入約為4.8萬元，按照一戶兩個勞動者計算，達到中等收入群體最低標準。

三是財富積累上，中低收入群體財富積累速度明顯相對滯后。據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2018年高凈值人群可投資財富增長12%，其他人群只增長6%。

四是穩定性上，應對外部沖擊韌性有待增強。中國家庭財富報告測算，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一季度家庭年收入5-10萬元組35%收入減少、10-30萬元組25%收入減少。

從國際經驗看，只有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超過50%以上、形成橄欖型分布格局時，收入結構、分配秩序和社會流動性才能與高質量經濟循環形成良性互動，方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約為35%左右，如果按照3%增速計算，到2035占比將超過50%，未來的十年是決定我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邁進高收入國家的關鍵時期。

“十四五”時期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上述對中等收入群體增長預測基于當前收入分布不變，各類外部條件不變的前提。但“十四五”期間，隨著世界不平等加劇、就業缺口增大、工資增長放緩等問題，有可能導致中等收入群體增長數量失速與發展質量下滑“雙碰頭”的風險。

（一）全球中等收入群體呈現收縮態勢

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中產階級數量持續縮小，世界不平等報告指出，發達國家在近20年的時間中產階級比例持續縮小。主要發達國家，美國中產階級占比從1971年的61%下降到2016年的52%、德國從1991年的78%下降到2010年的72%、西班牙從1991年的69%下降到2010年的64%。

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發達國家普遍采取信用擴張式經濟政策，導致資產價格快速上升，分配更偏向于資本要素，以勞動報酬為主的中產階級受到擠壓。我國同樣面臨這一國際性問題，中等收入者的財產性收入占比在10%以下（發達國家收入占比均超過20%），分享發展帶來資本紅利的基礎更加薄弱，如何保障中等收入群體公平分配是未來的重要挑戰。

（二）就業缺口增大，沖擊中等收入群體增長基礎

中等收入群體中城鎮人口占比超過80%，城鎮新增就業是中等收入群體增加的主要來源。但“十四五”期間就業壓力將持續增大，就業缺口將沖擊中等收入群體的穩定增長。從供給端看，根據分階段教育脫離教育人數預測法估算，我國城鎮每年將有約1500萬新增勞動力，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大約在200萬左右，共計約為1700萬新增勞動力。從需求端看，我國GDP每增長一個點可以拉動約210萬的城鎮新增就業，假定GDP平均增速為5%，城鎮新增就業數接近1100萬，每年就業供需缺口高達600萬人左右。

（三）工資增長空間收窄，減緩增長動力

工資持續快速增長是推動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重要動力。未來，由于勞動力成本過高的問題，工資增長空間逐步收窄，增長動力將逐步減緩。2018年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月工資接近1000美元，比2010年增長了125%。大約為美、德等發達國家的三分之一，與俄羅斯、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相近，是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三倍以上。

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使得我國在國際競爭中比較優勢逐步減弱，部分企業為保持競爭力，通過控制薪酬、產業轉移、智能改造等方式控制勞動力成本。勞動力市場已經出現了工資增速減緩的趨勢，并且這種趨勢將進一步延續，據智聯招聘大數據顯示，2019年只有20.8%的白領獲得加薪，61.8%薪水不變，17.4%工資不升反降。

（四）抗風險能力脆弱，邊緣人群滑落風險上升

中等收入群體中產業工人與個體經營戶占比超過50%，這部分人就業相對不穩定，一旦遭受重大疫情災害、經濟大幅波動等外部沖擊，將出現收入階層的滑落。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約有5000萬的農民工與近4000萬個體經營戶的就業受到沖擊。據中國居民收入調查（CHIPS）與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數據顯示，我國受雇城鎮農民工參保率不足30%（三險）。

此外，人工智能快速發展，機器換人的步伐將進一步加快，經過智能化改造的生產車間勞動力需求將減少70%左右，隨著物聯網、無人駕駛、智能學習等技術的發展，吸納勞動力最多的服務業也將產生大規模機器換人現象。被機器替代的勞動力主要集中于中等收入標準線邊緣與低收入人群，這部分勞動者受教育程度低、知識結構陳舊、勞動技能單一，難以從事專業水平更強的新興行業，將被固化在低收入群體。

（五）自我認同感不強，獲得感有待提升

據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顯示，中等收入群體中近30%的比例是不認可自身是中等收入者，認為工作生活壓力較大，幸福感指數不高。中等收入者相較于高、低收入者是最勤奮的人群，52%的存在加班現象，僅有12%對現有工作滿意，隨著就業競爭愈加激烈，這種現象將更為凸顯。中等收入群體中流動人口占比在40%左右，其生活壓力問題較為突出，特別是租房負擔對其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如農民工的居住支出占其總支出比重超過40%。此外，在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領域，中等收入群體也是對改革訴求最強的群體。

相關政策建議

“十四五”期間，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重點要從以量為主轉變為“量質”雙提，要做好頂層設計，把“穩就業”作為牛鼻子來抓，以問題為導向緊扣風險與挑戰，為推動1億人邁入中等收入群體，構建橄欖型社會，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啟動中等收入群體專項培育計劃

收入分配是暢通經濟循環的關鍵所在，但長期以來缺少收入分配領域的相關發展計劃。日本曾經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制定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提升GDP增長的政策目標下，配合提出了穩定工資增長、推動農民工市民化與提升農村居民收入等一攬子培育中等收入群體的計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建議“十四五”期間要出臺培育中等收入群體的專項計劃，作為扶貧攻堅之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抓手，做好計劃的指標設定、任務分解、考核監督，針對收入分配領域重點、難點問題進行改革突破。

（二）穩定中等收入群體就業

加大力氣化解就業供需矛盾，進一步完善積極就業政策，促進勞動者多渠道就業創業。要挖掘內需帶動就業，增加公共服務社會化、養老醫療、新消費、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等行業的崗位供給。支持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發展臨時性、非全日制、季節性、彈性工作等靈活多樣形式實現就業。推動大規模技能培訓，促進勞動者終身學習過程，創新技能培訓政策，完善多元化的補貼機制，充分調動企業提供培訓、勞動者參與培訓的積極性，注重技能培訓與需求的有效銜接。提升就業服務覆蓋面，實施常住地失業登記制度。

（三）拓寬中等收入群體多樣化收入來源

提升中等收入群體的財產性收入，把財產性作為中等收入群體來源的重要補充，占比應提升到15%左右。放寬金融市場準入條件，深化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改革，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鼓勵金融產品創新，開發適宜投資需求的金融產品，拓寬城鎮居民利息、股息、紅利、租金、保險等財產性增收渠道。同時，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宅基地流轉、置換方式創新，讓農村居民合理分享土地升值收益。

（四）降低中等收入群體生活負擔

要從基本生活、居住成本、社保繳費等方面綜合施策，切實降低中等收入群體生活負擔。要對生活消費品進行稅收減免，適度降低食品、藥品、服裝的增值稅率，對嬰幼兒奶粉、老年人用品等采取優惠稅收安排。加快完善住房租賃市場建設，推動長租市場發展，建立房租合理增長機制。推動房地產信托基金發展，鼓勵投資長租房市場。加快解決社保碎片化問題，建立適應人口流動和就業多樣化的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

（五）回應中等收入群體社會訴求

提升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領域水平。加快打破醫保體制的城鄉分割、人群分割、地區分割、管理分割的碎片化狀態。加快推動養老體制改革，提升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統籌層次和保障水平，防止老年退休后從中等收入群體滑落。推動優質教育基礎教育公平發展，加快學區改革步伐。

（六）加快推動新興城鎮化改革

發揮好農村轉移勞動力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壓艙石的作用。清理針對農民工的各種歧視政策，防范農村轉移勞動力失業返鄉所帶來的收入增長中斷。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技能培訓力度，推動職業教育發展。完善地方政府、企業和市場、個人與社會共同承擔的城鎮化多元化成本分擔機制，增強身份認同感。

來源：《價格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