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科交叉背景下，生態學逐漸成為一種具有橫斷性的思維范式，被廣泛應用于不同學科領域，并催生了眾多新生研究方向。同樣，生態學也為技術哲學研究提供了一種新思路。技術生態論是以生態學的觀點與方法考察技術的生成、進步與創新，技術體系內部相互關系以及技術體系與外部社會環境的互動關系等。在一定意義上，技術生態論是一門“關系”哲學，在橫向上強調部分與部分、整體與部分之間的依存性、耦合性與和諧性，在縱向上追求演進過程的協調性與可持續性，同時還帶有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

人文關懷：從系統人到生態人

“技術系統”或“技術體系”作為技術管理學、技術哲學等領域廣泛使用的概念，在狹義技術視野中主要指，社會中各種技術之間相互聯系與作用，按一定目的、一定結構方式組成的技術整體，也包括微觀層面的單個產品或物體。在廣義技術視角下，技術系統也以社會技術形態存在，是人們圍繞社會目的的有效實現，設計和建構起來的具有特定結構、功能的社會組織體系及其運行機制或工作流程。隨著技術的發展及其與社會的深度嵌合，技術系統開始向沒有固定的物理場所的泛在態勢發展，呈現出空間彌散性。它最初以自然技術形態出現，但在發展過程中逐漸生長為一種社會技術形態——從單純的技術延伸為一種強大的組織形式與工作方式。

當前，按照數字化原則打造的數字經濟系統層出不窮，這一技術系統所追求的是一以貫之地執行已設定好的算法程序，以高效率、標準化、不出錯為目標。但這種“嚴絲合縫”所帶來的壓力，則要求每一個置身于其中的個體去承擔——勞動者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能服從算法規劃出的“最優方案”，成為工作狀況被系統所控制、所擠壓的“系統人”。一些勞動者“被困在系統中”的生存境遇，已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討論。在此背景下，提出并探究技術生態理念具有必要性與現實性。

生態講求互利、開放與多向回饋的循環往復狀態。生態系統中的每一位成員都發揮著不同作用，為生態系統的運行貢獻著不同的能量，以維系生態系統的運行。在這種狀態下，人是人—技統一體中的重要單元而非被技術所鉗制者，是平等對話者而非失語者。因此，人的感受與表達能夠被反饋，權益能夠被重視。在生態視野下，任何關系體缺失或出現問題都會影響整個生態的穩定發展，所以基層勞動者是環環相扣的技術流程中的重要節點，是技術生態中不可或缺、至關重要的角色。動態平衡、互利共生與可持續發展等生態智慧，都是對傳統技術系統思維的超越，也是當今人—技統一體所應當追求的理想狀態。只有當人與技術諸關系體之間建立起合乎生態倫理準則的良性秩序時，才能引導科技向善，使勞動者被尊重，在維持技術高效運作的同時打造良好的社會效益。技術生態要打破的是對立且冰冷的技術系統，要建設的是共贏且有溫度的生態，要推動的是“系統人”向“生態人”的躍遷。

可持續性：從內卷化到謀長遠

近年來，隨著各行各業競爭程度的加劇，“內卷化”一時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在高新技術飛速發展并與資本緊密捆綁的時代，科技行業成為“內卷”的重災區。具體而言，科技“內卷”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當今國際、國內市場中，高新技術企業必須最大化地創造利潤、保持技術領先，以維持自身在本行業的立足之地，彼此間競爭愈發激烈。第二，在科技管理體制內，正如王貽芳所言，科研人員經費來自項目競爭，且項目需要在較短的周期內完成，同時，項目評審專家多為大同行，而非專業性更強的學術共同體（小同行），難以保證科研項目與方向選擇的合理性。在這一情境下，科研人員過多集中于某些“熱門”項目進行競爭。

當“內卷化”發生時，科技處于一種沒有發展的增長狀態，這種增長在短時間內會呈現出繁榮景象，但長遠來看后勁不足且十分脆弱。一方面，處于根基位置的基礎性研究長期薄弱，難以供應上層技術研發之所需，一旦由于外部原因造成核心技術環節缺失，上層技術就成為被架空的樓閣。另一方面，企業和科研人員過多集中于上層應用技術領域并陷入內耗性競爭，造成了科研結構的不均衡及科研環境的浮躁化。

“虛胖”型增長不利于科技的長遠發展，一個健康的科技發展狀態應是有韌性且可持續的，而這種可持續性來自技術生態的完善與建設。“可持續性”指技術發展自身擁有長足動力，是一種技術產業或制度內部的生態良性循環。技術生態是根基性的問題，是要推動長期以來“漂浮”發展的科技下沉尋找根本。一個良好的生態如同培養皿一樣，能夠滋養基礎性科學研究，從而源源不斷地向上層研發輸送“營養”，打破依賴外來投食的局面；也能促進內部良性競爭，扭轉內耗性的疲軟僵局，使資源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最終實現可持續性的長遠發展。誠然，打造良性生態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探索與實踐，但在此之前，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在“越卷越熱”的狀態中轉變思維方式，以生態的視角來冷靜審度技術的發展與創新。更深一步而言，技術生態強調的是要在只爭朝夕中仍有“工匠精神”，在突飛猛進中不忘厚積薄發。只有建好生態，科技創新才能有生命力、有厚重感。

和諧共生：從零和博弈到合作共贏

當今世界，高新科技發展引發了全球經濟發展模式、治理方式、文化交流等多個方面的深刻變革，將國際合作進程推進到更為廣泛而深入的新階段，使各國之間的利益緊密相連。經濟全球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進程，是科技進步與生產力提高的必然結果，而非依賴于任何國家的主觀意愿。正是基于這樣的歷史規律與時代背景，我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呈現出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帶關系是各國不可否認的事實，所要求的平衡好差異與同一、競爭與合作的關系，也是當前國際關系中無可回避的問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不僅在于這一思想順應了社會發展規律，也在于其從根本上合乎自然生存法則，蘊含著深刻的生態智慧。

種群和群落生態學認為，物種間的相互作用分為正向、負向與中性，其中，正向相互作用主要包括協作或互利共生。生物共生是最基本、最普遍的自然現象與自然法則，拮抗競爭與協作共棲是“共生體”生存與發展的一體兩面。奧德姆（Eugene P. Odum）認為，自然選擇理論強調了競爭、捕食等“負”相互作用，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觀點發揚光大，但卻忽略了互利的協作同樣在自然界中廣泛存在，在自然選擇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物種間的互利與協作不僅對雙方有利，同樣有利于整個生態系統的健康運轉。實際上，在生物進化研究領域，除自然選擇理論外，還有眾多生物學家提出了與之抗衡的“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理論，認為“組合與關聯”是生物生存與進化的基本形式與動力，主張生物之間更多依靠共生互助來有效適應變化的環境而協同進化。自然選擇理論的影響早已超出自然科學領域，演變為一種生物哲學、社會理念和世界觀，影響著眾多領域。共生起源理論作為自然選擇理論的重要補充，強調生態的整體性，透過自然界提醒人們要超越競爭、重新審視合作，彼此依存與互利共生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法則。

“命運共同體”并沒有取消差異與競爭，而是以共同利益為底色，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贏。在這樣一個聯系日益密切的世界圖景中，任何國家都無法完全置身事外，零和博弈思維早已站不住腳。所謂“同行密集客自來”，在世界大市場中，各國只有為一致利益彼此聯手，在技術、信息、資源上緊密交流合作，同時突出各自的優勢與個性，從而形成一個整體力量大于部分之和的有機整體，才能更好擴大國際影響力，造就繁榮景象。

作者：孫恩慧，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