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二十年中，美國的國際成就急劇下降。在特朗普總統領導下，這一點變得更加明顯，但衰退始于喬治·布什總統任期內。蘭德公司最近的一份報告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55年中，歷屆美國政府都以每年大約一次的平均速度，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政策成功，這些行動為和平與繁榮做出持久貢獻。自2001年以來，外交政策取得進展的速度已降至每四年一次。結果是美國外交政策失去了一代人。

在外交事務專家和評論員中，這種下降的觀點幾乎達成了普遍共識，但對原因的解釋卻多種多樣。有些人將其歸因于一系列錯誤的政策選擇，另一些人將其歸因于黨派僵局和國內政治的日益孤立，還有一些人認為，美國影響力的下降反映了全球力量平衡的轉移，特別是中國的崛起。

所有這些解釋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全球力量平衡的轉變似乎是最不可能的。蘇聯力量的增長是對美國成就的推動力，而不是其缺席的借口。中國已經變得越來越強大，但這是未來的問題，而不是對過去二十年來美國外交政策受挫的解釋。911、全球反恐戰爭、無法穩定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勢、伊朗和朝鮮的核計劃、大衰退、伊斯蘭國的崛起、敘利亞和利比亞的內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這些都不是中國的責任。中國也沒有嚴重阻礙美國應對這些挑戰的努力。

美國影響力的下降似乎可以更好地解釋為“復仇女神”之后的狂妄自大的經典循環。冷戰的勝利鼓舞了美國人，讓他們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在隨后的十年中，隨著第一次海灣戰爭的成功、巴爾干半島的和平化以及總體上蓬勃發展的經濟，這種無所不能的感覺不斷增強。

在911襲擊的刺激下，在塔利班迅速倒臺的鼓舞下，美國領導人宣布了一場全球反恐戰爭，采取了先發制人的軍事政策來對付核擴散者，入侵了伊拉克，并宣布打算把伊拉克變為中東其他地區的民主典范。

這些多重任務使美國的能力緊張，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完成。相反，美國發現自己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典型泥潭，陷入了整個中東和北非越來越小的沖突中。然后，在2008年，又發生了大蕭條，它在左右兩邊引起了民粹主義的反應。茶黨和占領華爾街運動最終在兩個主要政黨內部被重新吸收，使兩者之間分歧進一步擴大。2016年，在民粹主義、反建制和反全球主義平臺上競選的一位非傳統候選人贏得了美國總統職位。

這一系列的成功、過度自信、過度擴張、失敗和退縮說明了國內政治、外交政策和外部事件如何相互作用以減少美國的影響力。然而，這些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釋美國衰退的深度和持續時間。

越南戰爭給美國人造成的生命損失超過了21世紀美國所有沖突的總和。以失敗而告終，伴隨著經濟沖擊和石油禁運，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然而，在這場失敗的戰爭和隨之而來的國內動蕩之后，美國外交迅速恢復了勢頭。1976年吉米·卡特當選總統，短暫地提出削減開支的想法，但在他任期結束時，他促成以色列和埃及之間的持久和平，致力于捍衛波斯灣。海灣地區開始暗中支持阿富汗的反蘇叛亂，確保歐洲同意部署核武器中程導彈的協議，并重申人權在美國外交中的作用。

1980年，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他和喬治·布什總統鞏固了美國對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擴大了民主，遏制了侵略，通過談判削減了核武器，并幫助解放了東歐，統一了德國并贏得了冷戰。雖然越南的失敗證明只是短暫拖累了美國的全球地位，但本世紀的挫折使許多美國人質疑現代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基本原則。從那以后的幾十年中，許多美國人開始感到美國的全球參與對他們沒有用，他們沒有感受到美國和全球范圍內正在取得的任何進步。對于大多數美國人來說，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經放慢了，有些則完全停止了，這與二戰后30年繁榮時期人們對不斷擴大繁榮的預期相去甚遠。在過去的40年里，90%的美國人的個人收入增長速度慢，下半部分幾乎沒有增長，而最高的15%的人的收入增長速度是全國的數倍。

為了維持公眾對建設性國際參與的支持，美國領導人將必須做得更好，以確保由此產生的物質利益得到更公平的分配。COVID-19造成了就業和經濟活動的下降，規模可與大蕭條相提并論，美國人的生命損失比1945年以來的任何戰爭都要大。它為這種轉變提供了合乎邏輯的起點。

為了重新獲得國際伙伴的合作，美國領導人將需要再次將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利益區分開來。他們將需要實踐治國方略，采取審慎的政策，并追求切實可行的目標。他們將需要證明歷屆政府之間政策的連續性，因為持久的成就很少能在一個總統任期內得到鞏固。

本文作者James Dobbins、Gabrielle Tarini，本文原載于《國會山報》，清研智庫李梓涵編譯。James Dobbins是外交與安全領域的資深研究員，Gabrielle Tarini是蘭德公司的政策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