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發現：

1. 在當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其他公共衛生事件中，輿論話語當中充滿了各種形式的隱喻，其中軍事隱喻最為明顯。
2. 截止到2月底，含軍事隱喻的疫情相關微博文章量（含轉發）占全部疫情相關微博文章量的48%。
3. 社交媒體的軍事隱喻強調的是敵我對立和是非分明，可能會對公眾產生較大壓力。疫情持續至今，在不濫用已有的隱喻架構的基礎上，公眾還需要安撫能力更強、更加理性的隱喻架構。

隱喻Metaphor一詞來源于希臘語”metaphora”,原意為一種”由此及彼”的一種轉換。傳統隱喻觀把隱喻看做一種語言現象,并認定字面意義和比喻意義之間是互相分離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認知科學的興起為我們研究語言、思維領域帶來新的視角，Lakoff 和Johnson在1980年出版的Metaphor We Live by一書當中論述：隱喻“是通過另一類事物來理解和經歷某一類事物”（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隱喻不僅是語言表達形式，而且是人類的一種思維方式，隱喻性思維構建了從本體到喻體的橋梁。

概念隱喻理論也可以運用到現實社會中的解釋當中。Lakoff和Johnson的概念隱喻理論認為，隱喻是基于語境與概念系統的跨域映射所實現的語言使用，具有語言、概念和交際功能，能夠承載官方話語所隱含的意識形態，有效地發揮交際勸說功能。基于這種作用，我們可以看到在當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其他公共衛生事件中，輿論話語當中充滿了各種形式的隱喻，而軍事隱喻是當中比重最大的一種。

使用軍事化詞語的隱喻幾乎是醫療、公共衛生領域最常討論的一種隱喻類型，相關的國內外研究也非常多。軍事化詞語在醫療領域的應用的最早案例可以追溯到19世紀，它們被運用在肺結核病例的描述上，比如會描述成 “患者很可能在與其（肺結核）的戰斗中勝利”，或者“醫生要與疾病的蔓延與傳染進行戰斗”（Heather Patricia Lane, Sue Anne McLachlan, Jennifer Philip，2013）進入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軍事術語被越來越多的應用于癌癥治療領域，比如癌細胞的“進攻”，免疫系統的“防御”，有學者認為這種現象是大量戰時的戰地醫生回歸造成的。軍事詞語不僅被運用在臨床治療層面，也用在全社會對抗某種疾病的宏觀層面，比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1971提出的“癌癥戰爭”（War on Cancer）的口號，簽署國家癌癥法案。在中國，也許多有針對公共衛生事件話語中的軍事隱喻的研究，例如楊洋、董方峰（2016）對2003年的SARS疫情和2009年的H1N1 型流感疫情當中輿論話語的分析。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當中，社交媒體中的軍事隱喻也是屢見不鮮，例如“堅決打贏抗擊疫情阻擊戰”，“抗擊疫情，我們在行動”，“面對疫情，每個人都是戰士”，“向奮戰在抗擊疫情一線的戰士們致敬！”等等，“阻擊戰”、“抗擊”、“戰士”、“一線”這些形容戰爭的詞匯被社交媒體很熟練的使用在對疫情的報道中。

一、軍事隱喻疫情社交媒體話語走勢分析

1.疫情相關微博走勢分析

在研究具體隱喻話語之前，首先應篩選目標樣本所在的群體：“清研智庫”選取了與本次新冠疫情相關的關鍵詞，包括“疫情”、“新冠”、“肺炎”、“瘟疫”等，對2020年1月1日至2月29日的新浪微博進行爬蟲，獲取與疫情主題相關的微博，所有使用具體隱喻用語的微博樣本都將在本次新冠疫情相關微博的總體當中抽取。全部疫情相關微博的文章量（含轉發）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

同時，我們使用微博曝光量來展示爬取的微博的信息傳播能力，曝光量指標包含了發文微博博主粉絲量，并納入了微博在一周內與一年內活躍程度的周期變化。因此，可以通過曝光量來推斷目標微博能夠被多大的群體看到。疫情相關主題微博曝光量變化趨勢如圖2所示。

根據圖1所展示的微博文章量變化趨勢來看，1月19—20日是整個一、二月份疫情主題微博文章量變化趨勢的拐點，在此之前，疫情主題相關微博發送文章量始終沒有超過10萬篇，一直保持相對較低的水平，20日開始出現指數型增長，文章量達到4706146篇，是19日918923篇的5倍左右。隨后，在1月22—23日，文章量達到了第一個峰值，22、23日文章量分別是14520219和17950974篇，經過24日短暫的相對的低點之后，25、26日達到了整個1、2月份的最高峰，文章量分別是20885458、20304407篇。之后，26日至31日，疫情主題微博文章量進入相對快速下降的階段，但每日文章量仍然保持在一千萬篇以上，進入2月份，文章量進入緩慢下降階段，變化趨于平穩。從2月13日開始，每日文章量下降至一千萬篇一下，但整體仍在1月20日水平之上。

根據圖2所示，與文章量趨勢一致的是，疫情相關微博曝光量也在1月19—20日出現重大拐點，曝光量的值由1月19日的2.25×暴漲至20日的7.23×，于1月22日達到第一個峰值1.3×，與文章量相同的是，經過1月24日的小低谷之后，在25、26日左右再次達到高峰。然而與文章量走勢不同的是，疫情相關微博曝光量在1月22—23日第一個峰值之后一直到2月底，一直維持高位，存在相對較小范圍的波動。

疫情相關微博文章量與曝光量出現的第一個拐點，出現的原因推測是：1月19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針對新冠疫情發布通報，其中重要的內容是1月17日一天內武漢市新增了17例新冠肺炎患者，疫情傳播的速度與官方對疫情“可防可控”的描述形成對比，引發了社交網絡當中媒體與用戶們的關注；1月20日，鐘南山院士領導的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就有關新冠肺炎疫情公眾關心的話題像記者做出解答，明確了該病毒是可以“人傳人”的，此事件也引起了社交媒體上的強烈反映，公眾在微博上對疫情的討論也進一步大幅增加。1月22日，公眾開始對武漢市封鎖的可能性進行討論，1月23日，官方正式宣布對武漢實行全面封鎖。武漢封城的消息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與話題性，代表了官方最高級別的重視，并且標志著全國正式進入“例外狀態”。一系列疫情相關的重大消息促成了相關微博活躍量變化的拐點。 此后，24日除夕微博活躍度短時間內下降，之后幾天之內隨著疫情不斷蔓延，微博上相關內容微博也保持高度活躍

但隨著時間的推進，特別2月中旬之后，相關主題微博的活躍程度有所下降并趨于平緩，可能原因是：1.二月中旬之后疫情擴散趨勢減緩，2.微博普通用戶在長時間關注該話題之后出現倦怠期； 但重要社交媒體仍然保持著較高程度的關注，關注度高的社交媒體粉絲群體也更加龐大，造成了曝光度在高位的延續。

2.軍事隱喻比重與走勢分析

為探究本次新冠疫情中社交媒體話語當中的軍事隱喻所占比重，“清研智庫”利用爬蟲技術，抓取了既包含前文提到的疫情主題關鍵詞又包含軍事用語關鍵詞（包括“抗擊”、“戰斗”、“戰士”、“戰疫”、“前線”、“犧牲”等詞）的微博，以保證爬取樣本能同時滿足“疫情相關”與“軍事隱喻”兩個條件。

由圖3和圖4可知，軍事隱喻疫情相關微博活躍程度在1月19—20日的拐點之后出現激增，與全部疫情相關微博的走勢一致，并且在1月下旬到2月底一致維持在高位，并于2月底出現小幅度下跌。

為了展示軍事隱喻在整個疫情相關的社交媒體話語中所占比例，我們將軍事隱喻疫情主題微博的數據與全部疫情主題微博的數據進行比對，比對結果如下：

根據圖5的展示，截止到2月底，含軍事隱喻的疫情相關微博文章量（含轉發）占全部疫情相關微博文章量的48%，可以看出軍事隱喻在整個疫情相關微博話語當中占比是相當大的。

圖6則展示了在目標時間段里，軍事隱喻疫情相關微博與全部疫情相關微博文章量動態的對比，可以看出，軍事隱喻與全部疫情相關微博的文章量在1月下旬走勢保持一致，且在2月份中上旬之后均有下降趨勢，但軍事隱喻疫情相關微博文章量的趨勢相對更穩定。

圖7描述了軍事隱喻疫情相關微博占據全部疫情相關微博文章量比例的動態趨勢，可以看到，在1月19—20日的拐點之后，軍事隱喻疫情相關微博占據全部疫情相關微博文章量比例也出現迅速增長，并且增長趨勢一直延續到2月中旬，比例一度接近80%，并且比例一直維持高位到2月底。1月下旬到2月中旬階段，隨著疫情形勢的惡化、官方輿論的重視程度的提升，輿論當中軍事用語出現頻率的激增。一般來說軍事用語多用于官方社交媒體的話語當中，而官方社交媒體在整個疫情期間一直保持穩定的活躍度，這與全部疫情相關微博曝光度維持高位的走勢也是一致的，據此推測，軍事隱喻疫情相關微博占據全部疫情相關微博文章量比例進入二月份后一直維持高位，可能是官方媒體微博賬戶的穩定活躍造成的。

三．軍事隱喻框架分析

根據Fillmore的框架語義學(Frame Semantics)中，一個框架就是一個概念體系，是由一組框架素構成的系統，其中的元素之間相互關聯，對元素個體的理解需要結合對整體框架的理解（Fillmore,1982），依據這個思路，可以分析本體（疫情）與喻體（軍事）之間的相通之處。

事件參與者：戰爭的參與者可分為我方和敵方，在醫療話語中，我方—醫護人員和患者都是對抗疾病的“斗士”、“勇士”、“戰士”，例如“致敬偉大的白衣戰士們，你們辛苦了！”，“疫情面前，我們都是黨的戰士”（新民晚報，2020/02/28），“……向堅守崗位為人民服務的“勇士”…… ”等等。敵方則可以具體指疫情本身，也可以指疫情當中需要面臨的挑戰，如“疫情才是我們共同的敵人”、“恐慌才是當前疫情防控的最大敵人”等等。

事件方法：在疫情期間，針對傳染病的防控工作很容易類比為軍事上的防御戰術，比如“筑牢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線”，“抗擊新型肺炎我們在行動”等等。而敵方—疾病則用“入侵”等描述侵略性的詞語，比如“3分鐘解密病毒之入侵”（搜狐網，2020/02/25）。

事件過程：整個疫情應對工作全面地類比為軍事行動之后，醫護人員、參與的行政單位、人體、病毒就成了軍事行動的參與者，其跟隨的動作也被軍事化色彩的詞語形容，例如“湖北省長：檢測機構要立軍令狀，兩天消化檢測存量”，“入侵&反擊！病原體和人體的攻防戰”（搜狐網，2020/01/31），“武漢保衛戰”。并且，在疫情中付出大量代價的醫務人員與被封鎖在城市內的湖北省居民也常用類似“犧牲”的詞來形容，比如“截止到2月9日，因抗擊新冠肺炎而犧牲的公職人員54人……”，“因為那些地方采取了自我關閉城市的壯士斷腕之舉，人們對他們的同情、寬慰和鼓勵都是由衷而發的……”。

事件結果：軍事上有勝利和失敗兩種結果，對應在疫情應對上也是一樣。例如“#抗擊新型肺炎我們一定會勝利#”。

四．疫情中社交媒體軍事隱喻的成因分析

從認知科學的視角出發，Lakoff 與 Johnson強調隱喻是本體(the tenor)和喻體(the vehicle)之間的映射結果；Fillmore的重點則是概念系統對語義理解的影響；在前人們的基礎上， Fauconnier 提出心理空間和概念整合理論，試圖解釋隱喻思維的過程。心理空間（mental space）是“人們在進行思考、 交談時為了達到局部理解與行動之目的而建構的小概念包（conceptual package）”。隱喻意義的生成過程往往包含四個相互映射的心理空間，即輸入空間I (Input Space I)、輸入空間 II (Input Space II)、類空間(Generic Space) 和合成空間 (Blend Space)，根據該模型，以本次疫情當中的軍事隱喻為例，醫療框架（“疫情”）和軍事框架（“戰爭”）輸入兩個輸入空間，類空間特征分別映射于輸入空間 I 和 II 后，再經由后者映射于合成空間，最后生成新的“戰疫”合成空間，其中保留戰爭和醫療的獨特性與共性比例合理，能夠實現概念上的整合達到較好的修辭效果。

神經認知科學角度上分析，Lakoff認為，社會學中的架構(frame)其實是人們理解事件時大腦中根深蒂固的認知結構，存在于大腦神經元的突觸，以神經電路圖的形式出現。根據Lakoff的理論，概念隱喻實際上是兩個表層架構之間映射的神經回路。當在醫療領域使用軍事用語時，軍事詞語的表層架構會激活與軍事相關的價值觀，例如集體主義、犧牲精神、服從精神等，某種角度上講這些是隱藏于語言背后真實的意圖，這種認知神經層面基礎上的情感性與社會文化性的操作能有助于公眾輿論支持疫情防控措施的實施。

從認知動因的角度分析，人們總是習慣于以先習得的概念系統去隱喻后習得的概念系統，以容易理解的概念去隱喻較為陌生的概念，這也符合語言的經濟性原則。與疫情相比，軍事就是人們更加熟知的概念系統，例如，“攻防戰”在軍事上形容進攻與防御之間的戰場狀況，借用這個詞語我們也能更容易明白病毒感染與免疫系統這對矛盾關系。

從修辭意義的角度來看，軍事隱喻則修辭上具有更加明顯的特征，Montgomery在Codes and combat in biomedical discourse中提出，軍事隱喻的力量在于傳達一種害怕的感受而采取防御行動，可以使人們動員起來應付突發事件。出于這個原因，官方社交媒體在疫情加劇階段，會更大力度的使用軍事化詞語，達到動員與激勵的目的。

而在文化層面上，正如《戰爭史》所言，“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基本上是一部戰爭史”。戰爭在人類文化當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們的語言當中也充斥著戰爭詞匯，軍事隱喻在醫療領域之外也很常見，例如爭論也是軍事隱喻最常應用的領域之一（Argument is War），例如“贏得爭論”，“攻擊論點”，還有商業當中也喜歡使用軍事的類比，比如“商場如戰場”，加之我國進入近現代以來也經歷了許多場大規模戰爭，軍事相關的語料是很容易被媒體與公眾聯想到的。 而且，廣義上的“醫療空間”與軍隊有一定的相同之處，根據福柯的論述，醫院與軍隊都是權力運作的場所，醫務工作者與病人需要遵循醫院管理規定、疫情衛生守則，軍人在軍隊也需要遵循軍隊的規章，兩者都存在的統一規劃可以視為規訓（la discipline）技術的體現，這也使人們更容易將二者聯想在一起。

五．社交媒體中隱喻的反思

軍事隱喻是有許多正面意義的，在本次新冠疫情的宣傳工作當中軍事話語能派生出更豐富、多元的表達，有些雖然簡單粗暴，但能夠警示民眾疫情防控工作的嚴峻性和艱巨性，同時也能幫助民眾已熟知的概念去理解與疫情相關的較為陌生的新型概念。

但是社交媒體對隱喻的過度使用會產生諸多問題，過度隱喻是媒體報道的一種固化表達。當下疫情期間，過度使用軍事隱喻需要更深層次的反思。

蘇姍.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的論述到，社會個體以的實用主義為指導，著眼于付出和實際結果，而戰爭是少數幾種被認為不應該以“現實”眼光加以看待的行為。但在那種傾其所有的全面戰爭中，付出也是傾其所有的，毫不猶豫的，當社會進入一種緊急狀態之后，犧牲再大，也不過分。當下疫情期間，我國已經處于事實上的“例外狀態”，在此狀態下 “主權者”可以根據形勢而采取各種必要的緊急行動，實現福柯所說的“積極的權力技術”（如封鎖城市，網格化排查社區，公共場所要求佩戴口罩，公共交通的實名登記），建立全方位的規訓機制。我們應該反思的是例外狀態擴大的邊界在哪里；在例外狀態下，個體的犧牲應該控制在何種限度之下。

此外，在例外狀態下，行政權力得到了擴大，反過來民間組織的救援以及自救活動被限制，我們能看武漢市封城之后許多民間捐助渠道受阻的現象。如果說例外狀態本身是基于實用主義出發的，而例外狀態對公民社會救助力量的阻礙也可視為某種程度上對實用主義的違背，這一點也是值得在公共領域的討論的。

軍事隱喻還提供了一種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別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來的“他者”，像現代戰爭中的敵人一樣，并把這種敵視泛化到患者及疑似病例身上，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認為是疾病的犧牲品。

公共衛生危機爆發之時，我們是否需要更加理性更加平和的闡釋方法？Lakoff在他的書中做了這么一種假設，設想在一種語言里，人們不用軍事來隱喻爭論，而用舞蹈隱喻爭論，是不是人們在爭論的時候會更加平和？Warren在The“Medicine is war”metaphor一文當中，建議使用照料模式（the caring model）替代戰爭隱喻。在這一模式中，醫務人員的主要職責是照料病人的健康，人們不再關注對立和輸贏，而更加關注對個人的關懷與身心健康，而社交媒體的軍事隱喻則強調與疫情對抗的你死我活，這既可能激發公眾的緊張與對抗情緒，也有失新聞報道的公正客觀性；Hodgkin（1985）則建議醫療當中應當多用表達合作性和探索性的用語，一方面強調了治療疾病是一項需要醫生、患者以及患者家屬共同合作的工作，另一方面強調了疾病治療當中充滿的不確定性，在醫學與公共衛生領域，許多結論是概率性的而非是非二分的，患者和醫生應當正視這一點，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社交媒體的軍事隱喻強調的是是非分明，可能會對公眾產生較大壓力。疫情持續至今，在不濫用已有的隱喻架構的基礎上，公眾還需要安撫能力更強、更加理性的隱喻架構，我們也要在隱喻與疫情本身的報道當中尋找一個平衡點，在不失報道的生動性、有力性的同時，避免過度闡釋，以傷害到疫情之下的弱勢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