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發現：

1. 自媒體（80.24%）成為弱勢群體的發聲主要平臺，然后依次為報紙（5.25%）、政府門戶網站（4.3%）、媒體網站（3.35%）、機構自媒體（1.31%）和電臺（1.36%）等主流媒體的社交媒體平臺。
2. 相比新冠肺炎感染者而言，惡性腫瘤等其他重癥疾病的防控形勢更為嚴峻，然而疫情期間他們的發聲量僅為感染者的4.64%。
3. 與中小企業相比，貧困人群、農民工、農民、環衛工人、監獄服刑人員、失業人群等最弱勢的群體聲音份額不足1%。

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原本面臨的生存與生活困境的弱勢群體，再度深陷困境。疫情之下，他們的聲音怎樣傳達，誰的聲音被傾聽、誰的聲音消失在眾多話語中。通過大數據，我們尋找疫情之中那些微弱的呼聲，讓他們聲音逐漸清晰起來。

一、研究方法

“清研智庫”根據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2月24日期間監測的1000萬微博個賬號，以日為單位抓取他們的發帖信息,共計1.8億條,研究時間內通過典型弱勢群體關鍵詞匹配到檢測微博賬號去除聲量噪音,最終提取321.49萬條，并運用情感分析算法針對疫情期間帶有主觀描述的篇章文本，自動識別文本中的核心實體詞，分別判斷每個實體詞對應的情感和對應置信度將情感極性分為積極、消極、中性。通過聲量、發聲渠道、內容情感、曝光量刻畫疫情期間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以外的弱勢群體社交媒體發聲特征，探索他們的聲音怎樣傳達，在主流話語中是否被遮蔽，為何而遮蔽。

“清研智庫”根據弱勢群體生活狀態、個人能力、風險承受能力差、資源占有，政治權利、社會地位等方面，將對由于疫情沖擊，正面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或壓力的“新弱勢群體”展開研究，主要包括：新冠肺炎以外的其他重癥患者、老年群體、兒童、農民、環衛工人、監獄服刑人員、農民工、貧困人群、中小企業等。

選取話題較多、弱勢群體特征明顯的群體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包括：從個體性和社會性兩個維度進行態勢分析，將弱勢其他疾病患者、貧困人群、老年人群、兒童、農民工、農民、環衛工人、監獄服刑人員、失業群體、其他社會底層群眾、中小企業群體劃分為：其他疾病患者、底層群眾、中小企業三個類別。此外，增加感染者作為參照對象，最終確定“感染者-其他疾病患者”“底層群眾-中小企業”進行弱勢群體媒體發聲對比分析。

二、新冠肺炎感染者以外的弱勢群體媒體發聲量總體特征

從發聲時間上看，2020年1月23日至2月24日，弱勢群體發聲量經歷4個峰值整體呈現波動下降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發聲量峰值與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事件發生事件一致。如第一個峰值1月23日武漢封城，第二個峰值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開會議，專門聽取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匯報迎來，第三個峰值2月6日“疫情上報第一人”李文亮去世，第四個峰值2月11日武漢對所有住宅小區實行封閉式管理。

從弱勢群體類別來看，感染者發聲量最高，且其他疾病患者在新冠肺炎感染者以外的弱勢群體發聲量最低。

疫情期間，自媒體（80.24%）成為弱勢群體的發聲主要平臺，然后依次為報紙（5.25%）、政府門戶網站（4.3%）、媒體網站（3.35%）、機構自媒體（1.31%）和電臺（1.36%）等主流媒體的社交媒體平臺。

從發聲內容的感情感色彩上看，疫情期間發聲內容整體呈現以正面情緒為主的態勢，但口碑值較為小幅多波動變化，表明弱勢群體發聲內容較為積極且情緒變化較為平緩。

我們用發聲內容的曝光量表征發聲遮蔽程度，發現疫情前期曝光量呈現小幅度波動式上升趨勢，2月6日“疫情上報第一人”李文亮去世，曝光量達到峰值，此后曝光量維持在較高水平。

三、新冠肺炎感染者–其他重癥患者社交媒體發聲特征

從新冠肺炎感染者-其他疾病患者發聲量對比來看，疫情期間感染者的聲量呈現波動下降的趨勢但遠遠高于其他疾病患者，而其他疾病患者發聲量平穩的保持在較低水平。相比新冠肺炎感染者而言，惡性腫瘤等其他疾病的防控形勢更為嚴峻，然而疫情期間他們的發聲量僅為感染者的4.64%。

根據目前觀察的情況，新冠肺炎的病死率約為2.7%，病死率雖然比普通流感強，但遠比SARS冠狀病毒、埃博拉病毒或H7N9流感病毒低。而2019年國家癌癥中心發布的最新一期的全國癌癥統計數據來看，近10多年來，惡性腫瘤發病率每年保持約3.9％的增幅，死亡率每年保持2.5％的增幅，僅2015年惡性腫瘤發病約392.9萬人，死亡約233.8萬人，死亡率約為59.51%。

從發聲渠道來看，感染者與其他疾病患者發聲渠道數量相同均以自媒體為主、主流媒體的社交媒體平臺為輔的模式。但群體內部差異性顯著，新冠肺炎感染者主要發聲渠道比其他疾病患者更加多元化，其他疾病患者比新冠肺炎感染者更加依賴自媒體進行發聲。

新冠肺炎感染者主要發聲渠道為自媒體（71.76%）、報紙（8.36%）、媒體網站（7.53%）、機構自媒體（2.61%）、電視（2.36%）、政府門戶網站（2.04%）、雜志（1.72%）、公眾號（1.30%）；其他疾病患者主要發聲渠道為新媒體（89.62%）、報紙（2.79%）、政府門戶網站（2.54%）、媒體網站（1.39%）、電臺（1.11%）。感染者自媒體發聲比例較其他疾病患者高出17.86個百分點。

從發聲內容的感情感色彩上看，感染者以正面情緒為主但情緒變化相對穩定，而其他疾病患者雖以正面情緒為主但情緒變化不穩定兩極化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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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小企業–底層群眾社交媒體發聲特征

從發聲量對比來看，底層群眾的發聲量高于中小企業。值得注意的是：中小企業聲音份額為45%，位居第二但信息投放較為集中，能清晰傳遞群體信息，有效突出群體形象，獲得廣泛的關注，進而增強其發聲的傳遞性。底層群眾聲音份額為49%，位居第一，但媒體信息投放構成較為復雜，其中貧困人群、農民工、農民、環衛工人、監獄服刑人員、失業人群聲音份額不足1%，尚不能清晰傳遞群體信息。

這表明在一個相對固定的周期內，傳播投入與聲量份額之間的必然聯系。傳播投入越大，聲音份額就大，相應的，群體也就能在媒體聲量上占有更多份額，而傳播投入與群體社會資源占有密切相關。為此我們將進步從發聲渠道分析聲量與社會資源占有的關系。

從發聲內容類型來看，而隨著隔離期結束復工相關的中小企業議題也被放在公眾的生活當中。相對而言，底層群眾相關的大多數議題，處于一種“燈下黑”的狀態當中，我們很難在弱勢群體發聲內容中甄別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