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圓圓 ?清研智庫研究員

? ? ? ? 牛莉莉 ?清研智庫研究員

? ? ? ? 劉晨菲 ?清研智庫研究員

新年伊始，一場由新型冠狀病毒所導致的肺炎疫情席卷神州，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切。不同媒體持續不斷產生的海量信息使人們得以及時了解疫情動態和防疫的相關知識，因此在這場戰“疫”中媒介毫無疑問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而媒介在過往發生的全球公共衛生事件中的角色也被各領域尤其是傳播學學者廣泛關注。

我們對近年來具有較大影響力公共衛生事件的相關傳播學研究進行了盤點，在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根據條件“TS = (‘SARS’ OR ‘EBOLA’ OR ‘ZIKA’ OR ‘MERS’ OR ‘H1N1’)”搜索傳播學期刊中的相關文獻，共計80篇論文，并根據引用量篩選出排名前10的文獻。其中7篇論文采用了新聞媒體報道、公開發布的相關文件報告或社交媒體的信息作為分析對象，3篇使用了訪談、問卷等其他形式采集的數據；這10篇論文中有5篇來自于美國學術機構的學者，加拿大、瑞士、比利時和中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的學者各發表1篇；就關注的事件而言，SARS被討論的較多，有6篇文章與其相關。

主要研究成果梳理如下：

1.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Politics: News Framing of SAR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作者：Catherine A. Luther & Xiang Zhou（田納西大學傳播與信息學院）

發表期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研究對象：兩家中國新聞媒體（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發布的162篇SARS新聞和兩家美國新聞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時報）發布的127篇SARS新聞。

主要內容：研究人員通過對比分析，發現雖然中美兩國存在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但是兩國新聞媒體報道內容存在相似性，著眼點均集中在經濟后果、責任、領導力、沖突和人類利益方面。相比中國報紙，美國報紙在經濟后果、責任、領導力和沖突方面強調程度更頻繁，在人類利益方面差異不大；美國報紙在以上五個方面針對SARS的新聞報道重點在消極影響方面，而中國新聞報道的介紹方式則更為積極。

2. How Organizations Framed the 2009 H1N1 Pandemic via Social and Traditional Media: Implications for U.S. Health Communicators

作者：Brooke Fisher Liu（馬里蘭大學傳播系）、Sora Kim（佛羅里達大學公共關系專業）

發表期刊：《Public Relations Review》

研究對象：受到H1N1流感影響的13家美國機構發布的745份流感相關文件材料，其中傳統媒體211份，社交媒體534份。

主要內容：研究通過對比分析13家美國機構發布在其傳統和社交媒體兩種渠道上的相關文件材料，發現當把H1N1流感作為一種災難、衛生危機或者衛生問題來呈現時，這些機構主要通過傳統媒體來實現，而把此次流感作為一般性危機來描述時，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被使用的頻率相差無幾。此外，研究還發現，這些機構更依賴傳統媒體而非社交媒體去回應民眾產生的各種情緒如疑惑、恐懼、悲傷和同情。

3. Media Coverage of Public Health Epidemics: Linking Framing and Issue Attention Cycle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rint News Coverage of Epidemics

作者：Tsung-Jen Shih , Rosalyna Wijaya & Dominique Brossard（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

發表期刊：《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研究對象：自1996年1月至2005年12月間在《紐約時報》上刊登的688個關于瘋牛病、西尼羅河病毒和禽流感的新聞報道

主要內容：該研究考察了印刷媒體如何報道公共流行疾病如瘋牛病、西尼羅河病毒和禽流感。研究結果顯示，記者通常采用 “行動”和“后果” 兩個框架去建構有關流行病的報道，且媒體對于不同的疾病關注周期不盡相同，版面的多少跟事件的內容高度相關，重要性高的事件諸如新確診的病例或者政府的相關措施等通常會獲得更多的報道。此外，研究還發現媒體的關注點和記者的敘事主題會隨著疫情不同階段的發展而變化。

4. Media Dependencies in a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the 2003 SARS Epidemic in China

作者：ZIXUE TAI（美國肯塔基大學）、TAO SUN（美國普利茅斯州立大學）

發表期刊：《New Media & Society》

研究對象：有關2003年非典的多渠道相關材料

主要內容：該研究調查了在2003年非典期間中國民眾的媒介依賴情況。研究發現，在信息獲取不順暢的情況下，中國民眾不僅僅積極的通過替代渠道諸如短信和互聯網去搜尋各種信息，并且他們也參與創造了新的信息渠道，成為了信息的制造者和傳播者。

5. SARS Wars: An Examination of the Quantity and Construc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in the News Media

作者：Tanya R. Berry（威爾弗里德勞里爾大學運動科學與體育學院）、Joan Wharf-Higgins & P.J. Naylor（維多利亞大學體育學院）

發表期刊：《Health Communication》

研究對象：100份與健康相關的新聞媒體報道（包括紙媒、電視、廣播及網絡）

主要內容：此研究通過分析新聞媒體中與健康相關的報道，探究健康話題是如何在媒體中呈現的。研究著重對文章中健康相關主題的出現頻率、信息背景、信息來源和語法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在健康相關的話題中，“風險”出現的頻率遠多于“預防”和“治療”，健康相關的信息大多來源于專家。多數情況下，健康信息是專家使用強硬的措辭以風險為框架構建而成。

6. Conceptual Metaphors for SARS: ‘War’ between Whom?

作者：WEN-YU CHIANG & REN-FENG DUANN（臺灣大學）

發表期刊：《Discourse & Society》

研究對象：2003年非典期間的《自由時報》、《聯合日報》和《人民日報》

主要內容：研究以批判性隱喻分析為理論框架，分別對《自由時報》、《聯合日報》和《人民日報》中關于SARS所使用的命名策略和概念隱喻進行分析，展現了政治議程和報紙媒體潛在的意識形態是如何滲透到隱喻的使用中。研究著重分析“疾病是戰爭”、“疾病是自然災害”和“疾病是普遍災難”等隱喻。此研究認為，這些語言手段實際上是將SARS視為政治而非醫學領域的問題。

7. Lay Perceptions of Collectives at the Outbreak of the H1N1 Epidemic: Heroes, Villains and Victims

作者：Pascal Wagner-Egger（弗里堡大學）等

發表期刊：《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研究對象：47名瑞士法語區的非專業人士

主要內容：在疫情爆發后不久，此研究通過對47名瑞士法語區的非專業人士進行訪談，了解其在2009年H1N1爆發期間對有關集體（如團體、組織、國家）的看法，試圖確定在非專業人士眼中是否存在符合英雄、反派和受害者性格的集體。其中，貧窮和不發達的國家通常被視為受害者；專家（如醫師、研究人員）以及政治和衛生當局被視為英雄；媒體和私營公司則被視為兩大反派。

8. News Discourses on Distant Suffering: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2003 SARS Outbreak

作者：Stijn Joye（比利時根特大學）

發表期刊：《Discourse & Society》

研究對象：VRT和VTM電視臺的57篇新聞報道

主要內容：媒體在向本地受眾報道“遠距離的災難”（Distant Suffering）時充當著重要的信息引導角色。針對比利時新聞電臺對SARS病毒國際傳播的報道，研究者選取了四個典型的傳播階段，通過批判性話語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其話語中潛在的權力、等級和同情。結果發現，地理接近性對于國際事件新聞報道起關鍵作用，西方新聞媒體在對國際事件報道中，重構了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國際危機事件的報道和建構中，媒體保持著明顯的“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社會文化區分、世界權力層級區分、貧富地域的區分。

9.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Correction of Global Health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作者：Leticia Bode（喬治敦大學）、 Emily K. Vraga（喬治梅森大學）

發表期刊：《Health Communication》

研究對象：136名大學生

主要內容：社交媒體既可以傳播錯誤信息，也可以矯正錯誤信息。為了社交媒體的矯正能力，此實驗模擬了Facebook信息流平臺，讓受眾接觸關于寨卡病毒（Zika）的錯誤信息，以比較算法與社會兩種信息矯正機制的效用。研究發現算法和社會矯正兩種機制均可以減少誤解，并且矯正機制對于陰謀論者與非陰謀論者都可以產生作用。

10. How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Lost the Public Trust in SARS: Insights for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in a Health Crisis

作者：Kaman Lee（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發表期刊：《Public Relations Review》

研究對象：香港五家主要報紙的3500余篇新聞報道

主要內容：2003年SARS的爆發使得公眾安全受到威脅，而在這場危機中，相比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危機管理舉措，香港政府的危機管理舉措頗受詬病。因此，研究梳理了香港5家主流媒體的相關報道，總結了香港政府在SARS危機管理中的8個問題和挑戰，為以后的危機管理提供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