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的論述充斥著對未來城市的愿景，從而產生了一種觀念，即每個城市問題都可以而且應該借助技術來解決。結果，民眾、公司和政府都渴望開發和采用旨在使社會更加“高效”，“連接”和“優化”的新技術。

推動“智慧城市”崛起的技術解決方案基于兩個信念：首先，技術為社會問題提供了價值中立的最佳解決方案；其次，技術是社會變革的主要機制。當我們將每個問題視為技術問題時，我們會以放棄其他可能的補救措施為代價來接受技術解決方案。這樣，此方法會將政治和社會決策掩蓋為客觀的技術決策。

不要僅憑技術視角去看這座城市。僅從技術角度看待城市生活，可能會導致城市看起來很聰明，但表面上充斥著不公正和不平等現象。智慧城市和愚蠢城市的錯誤二分法，強調需要發展一種替代性愿景，即“足夠智慧城市”。要“足夠智慧”，就必須將技術與其他形式的非技術創新和社會變革相結合，將其作為滿足城市居民需求的強大工具。足夠智慧城市并沒有將城市視為需要優化的事務，而是將基于需求的政策目標放在首位，意識到人員和機構的復雜性，并從整體上考慮如何滿足其需求。

自動駕駛汽車和智慧交通管理系統在改善城市交通中具有積極作用，但這些技術可能會重復這樣的錯誤：將交通效率置于城市的步行性和社區活力之上。足夠聰明的城市不會毫無保留地擁抱技術，也不會直截了當地拒絕技術，而是堅持其規劃目標，同時探索技術提供的實現這些目標的機會。俄亥俄州哥倫布市因開發智慧交通系統而獲得了美國運輸部4000萬美元的獎勵，該市制定了適度的計劃來改善出行能力。它沒有遵循烏托邦式的技術愿景，而是專注于部署可滿足城市需求的解決方案。該市優先考慮使所有人的交通更加便利。為此，由于一些居民無法使用銀行帳戶和信用卡，因此引入了統一的支付卡；開發了簡化的應用程序，以統一城市中的每個交通系統；在邊緣化社區，Wi-Fi接入得到了改善。哥倫布市在其方法中展示了培育足夠智慧城市的兩個關鍵屬性。首先，城市在部署技術之前需要有明確的政策議程，其次，研究過程應著重于人而不是技術。避免技術解決方案的最好方法是了解人們實際面臨的障礙和挑戰。以人而不是技術為重點的研究過程。開發了一個簡化的應用程序，該應用程序統一了城市中的每個交通系統，并且在邊緣化社區改善了Wi-Fi接入。

為了應對當今的公民參與和民主挑戰，市政府和技術專家提出了幾種使政治和治理更加簡單有效的技術。其中包括眾多技術：在線平臺、社交網絡和311應用程序，以美國許多城市用于獲取非緊急市政服務的電話號碼命名。311應用程序可以很容易地通知政府有關路燈損壞的信息，但它們并不能增強居民的能力或建立更深的社區聯系。受治理者可以從政府那里獲得服務，而無權在決策或公共優先事項上獲得更大的授權。正是因為311應用程序與現有的激勵措施和制度約束兼容，而不是具有革命性，政府才急切地采用了它們。技術上的重點在于提高公民的參與效率，這導致了系統性的盲目性，使政府有責任培養有意義的對話和異議的真實渠道。以波士頓為例，波士頓提出了 “社區計劃”，一個促進社區內參與、商議和決策的多人在線游戲。與技術傳播者經常采取的消除低效的方法相反，開發者強調 “有意義的低效 “的重要性，它使公民能夠分享經驗的付出和收獲，并增加他們彼此之間的意義范圍和感知。

美國許多城市的警察部門已經采用了預測性警務軟件，以求實現創新和種族中立。相反，通過提供一層表面上的中立性，預測性警務算法為歧視性的不平等和警察的做法提供了理由，并加劇了這種做法。以芝加哥警察局為例，在警察手中，即使是旨在實現無偏見和非懲罰性目的的算法也可能會被扭曲和濫用。市警察最初使用算法來識別最有可能參與槍支暴力的人。盡管該技術的最初意圖是防止暴力，但它已被用作不成比例地針對有色人種的監視工具。

公共和私人實體收集數據日益增長，其對隱私、監視和算法透明性有消極影響。為了彌合城市的數字鴻溝，紐約于2016年推出了LinkNYC，該程序可通過遍布整個城市的互聯網信息亭提供免費的公共Wi-Fi。盡管這似乎是一個仁慈的技術解決方案，這些信息亭由Alphabet的子公司Sidewalk Labs擁有和運營，該公司計劃通過收集和使用使用該服務的每個人的數據并從中獲利來為此計劃付費。LinkNYC信息亭配備了傳感器，這些傳感器收集有關連接到其服務的每個設備的大量數據。不僅是其位置和操作系統，還包括其MAC地址設備的唯一標識符。除了將個人信息商品化的合理擔憂外，廣泛的監視同樣令人擔憂，因為政府和私人公司可以監視公民的每一個行動，推斷出詳細信息并創建公民的虛擬檔案。

這不僅僅是數據收集的增加，有可能在城市中產生不民主的社會契約。城市越來越多地使用算法來通知諸如警務和社會服務等核心功能。盡管這些算法看似復雜，但它們既不是萬無一失的，也不是中立的。算法所依賴的培訓數據以及如何部署都可能出現偏差。市政算法的實施引起了城市民主的嚴重關切，因為城市通常無法向公眾提供關于其算法如何開發或如何工作的信息。

在許多情況下，算法是隱藏的，因為它們是由具有經濟利益的私人公司開發的。這些新的公私關系使決策脫離了公眾的視線。因此，政府可能對人做出相應的決定，而不會對做出這些決定的方式提供任何透明度。威斯康星州一家法院判處埃里克·洛米斯六年徒刑。法官使用算法風險評估工具得出結論，認為洛米斯是高風險的人，可能會再次犯罪。由于風險評估工具背后的算法是商業秘密，因此不允許洛米斯評估算法是如何做出預測的，因此無法質疑他的判決。

智慧城市最誘人的功能之一就是對創新的承諾。但是，創新的作用和含義經常被誤用。通常，創新被重新定義為意味著要制造更有技術含量的東西。因此，傳統習俗被貶低，被認為是不受歡迎的傻瓜城市的象征。城市的技術創新主要不是采用新技術，而是結合社會變革和專業知識來部署技術。我們停下來思考并實施技術。我們要達到什么目標？因此，城市不必“聰明”，盲目追求效率和連通性。相反，他們只需要“足夠智慧”，并提出正確的問題即可使用技術推進其社會政策目標。

作者Zaheb Ahmad，清研智庫李梓涵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