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十年的斗爭，《憲法》第19條修正案賦予美國女性投票權。這項來之不易的權利預示著女性不僅有投票權，而且可以工作的場所也越來越多。到今年年初，即第19條修正案批準100周年時，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達到58%，自1920年以來幾乎增加了三倍。如果沒有越來越多地女性參加工作，自1970年代末以來，中產階級的家庭收入增長將基本停滯不前。

第19條修正案的百年紀念日也恰逢女性在工作場所取得的成果受到重大威脅：COVID-19大流行病。阻止新冠病毒傳播所需的社會隔離措施已經產生了驚人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對女性的打擊尤為嚴重。

COVID-19對女性的打擊很大，因為美國經濟對女性不利。數以百萬計的女性在靠微薄的工資養活自己和家人，緩解新冠病毒的禁令導致失業率急劇上升，數百萬工作崗位消失了。面對一個完全不適合父母外出工作的社會托兒系統，職場媽媽已經承擔了大部分的家庭照顧責任。當然，日托中心、學校和課后計劃的中斷對工作中的父親來說也是很困難的，但有證據表明，工作中的母親承擔了更多由此產生的育兒責任，并更頻繁地減少她們的工作時間或完全離開她們的工作。

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面臨的問題從來都不是隱蔽的，但由于這些問題在我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運作中根深蒂固，所以一直不便解決。

女性在低薪工作中的比例過高

根據對2018年美國社區調查數據的分析，在COVID-19之前，近一半的工作女性（46%或2800萬）從事低薪的工作，中位數收入僅為每小時10.93美元。黑人女性(54%)和西班牙裔或拉美裔女性(64%)的低薪工人比例高于白人女性(40%)，這反映出結構性種族主義限制了有色人種在教育、住房和就業方面的選擇。

對一些那些有較高收入配偶的女性來說，低薪的工作不會帶來經濟困難。但也有相當多的女性通過從事低薪工作來養活自己和家人。15%的人是單親媽媽，63%的人正處于工作的黃金年齡（25-54歲），57%的人常年全職工作。41%的人生活在貧困線200%以下的家庭（相當于一個三口之家約4.3萬美元）。超過四分之一的人領取如醫療補助、社會保障或其他公共援助收入等福利。

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從事低薪工作。37%的工作男性賺取低時薪，比女性低近10個百分點。男女之間的一些差異可以用個人選擇來解釋，例如，女性通常在收入較低的專業、領域和職業中接受教育。一些女性還將工作靈活性排在工資前面。

但是，大量的證據表明，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也面臨著歧視。根據最近的一項分析，即使女性做出了 “正確 “的選擇，完成教育并在高薪行業和職業中就業，她們的工資相對于男性來說也是偏低的。雖然這種低薪并不一定會把女性推向低工資，但收入的差距說明了女性對勞動力貢獻的貶值。

美國托兒所和學校系統不能滿足職場母親的需要

大多數18至64歲的女性都在工作。每四名工作女性中就有一名，即1 550萬名，家中有一名14歲以下的子女。其中一些女性他們可以依靠家庭成員來監督年幼和學齡兒童。但超過1 000萬（占所有工作女性的17%）的女性在工作期間依靠托兒所和學校來保護其子女的安全。還有一些女性至少有一半的時間在工作，并且沒有親人幫忙帶孩子。相比之下，只有12%的工作男性依賴學校和托兒所。

根本沒有足夠的負擔得起的、高質量的托兒選擇來滿足這一需求，這對職業女性，特別是中低收入母親和有色人種母親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現有的托兒服務往往是負擔不起的。2018年的一項分析發現，每個州的平均托兒費用都超過了家庭年收入的7%。同一項分析發現，嬰兒保育費用平均每月超過1200美元，蹣跚學步的孩子每月約900美元。隨著托兒服務越來越難獲得，女性更有可能不參加工作。一項分析發現，在托兒服務貧瘠的地區，產婦勞動參與率比托兒服務供應充足的地區低3個百分點。

隨著孩子的長大，公立學校系統提供了一些緩和的托兒系統。但是，即使在正常情況下，那些在上午9點到下午3點的學校時間表之外工作的父母，也要在放學前、放學后和暑假期間拼湊監管。高收入的父母通常可以通過高質量的托兒服務、課后計劃和夏令營來解決這種錯位問題。對低收入的父母來說，這種不協調的情況可能是一個真正的負擔。

COVID-19顛覆了勞動力市場，給職業女性及其家庭帶來了災難性后果。

COVID-19嚴重擾亂了美國的生活。從3月開始，非必要的企業關門，工人被解雇或下崗，學校和日托所把孩子送回家。在高峰期，95%的美國人被下令待在家里。

雖然這些關閉對公眾健康是必要的，但由于數百萬工人同時被解雇或被裁員。3月份，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人中，有39%的人報告說失去了工作，雖然有跡象表明經濟正在緩慢改善，但許多人仍然沒有工作。

由于他們集中在低薪和需要和別人面對面的工作中，這些裁員對女性的打擊特別大。例如零售銷售和酒店服務，這是低薪女性中最常見的兩個職業。女性的失業率在2月至4月間猛增了12個百分點以上，而男性的失業率只增加了不到10個百分點。沒有大學學歷的女性的損失更加驚人。3月至4月初，她們的就業率下降了15個百分點，而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則下降了11個百分點。

那些沒有失業的低薪女性主要從事一線職業，如保健支持和雜貨店工人。這些女性在繼續工作的同時，往往得不到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使她們及其親人的健康受到威脅。

COVID-19還增加了低收入和其他職業母親的壓力。在5月和6月進行的一項調查中，在大流行病期間失業的女性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報告說，失業的原因是缺乏對孩子的照顧，是接受調查的男子的兩倍。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損失并沒有減緩：2月至8月間，12歲及以下兒童的母親失去了220萬個工作崗位，而父親則失去了87萬個工作崗位。

長期以來，平衡工作和家庭一直是美國女性的現實問題。從歷史上看，女性一直是家庭的主要照顧者。即使在大多數女性外出工作并為家庭收入做出重要貢獻的情況下，情況依然如此。全職工作的母親每天花在照顧孩子上的時間比全職工作的父親多50%。

隨著這一流行病的持續，女性將繼續承擔不成比例的負擔。雖然勞動力市場已經有所恢復，但要想達到流行前的就業高點，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今年秋季病毒嚴重復發，低薪工作將首先再次消失。對于那些能夠保住工作的女性來說，許多人將繼續平衡相互競爭的優先事項。為了賺取薪水，那些不能遠程工作的人必須親自去上班，這可能會給自己和家人帶來健康風險，如果沒有學校或托兒所，他們還需要為自己的孩子找到其他的照顧安排。那些可以在家工作的人也必須在無法獲得托兒所或學校有限的情況下，親自照顧或幫助教導他們的孩子。

解決辦法不應僅僅是向職業女性提供臨時支持。

這些現實有可能使女性在過去幾十年里在勞動力市場上取得的勞動力參與和工資增長倒退。需要解決的包括兩個方面：過度依賴不完善的兒童保育制度和集中于低薪工作。

雖然在過去的100年里，女性在美國經濟中的作用發生了變化，但美國的制度并沒有發生類似的變化以支持她們。由于這些情況是長期存在的，因此，所制定的解決方案不應完全側重于短期的恢復，而應進行長期的改革，以縮小工資差距，改善工作條件，并使兒童保育和學校系統更好地適應工作父母的需要，使想工作的母親能夠工作。政策需要反映出女性在工作場所和家庭中的基本作用，并支持女性發揮這些作用。

除了讓母親更容易獲得工作之外，勞動力市場還需要對女性的工作給予更公平的補償。改善工資，平等和減少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并非易事。潛在的解決方案包括提高聯邦最低工資。在公司層面激勵工資透明化的政策也可以縮小性別工資差距。

如果不采取干預措施支持她們發揮這兩種作用，我們就無法從COVID-19衰退中恢復過來。但是，我們也需要認識到，盡管這種大流行病造成了嚴重和明顯的危機，但缺乏對家庭和工人的支持是一種預先存在的狀況。回到現狀不應該是我們的目標。相反，我們應該有更高的目標，建立一個公平補償女性工作的經濟，通過對家庭友好的政策改善工作機會，并支持女性選擇作為養家糊口者、母親或兩者結合的角色。

作者Nicole Bateman、Martha Ross，是布魯斯金學會性別平等系列的一部分，清研智庫李梓涵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