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期待的社會變化之四:農村公共服務不能重硬輕軟
作者:李婷婷 清研智庫研究員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檢驗“三農”工作成效的試金石。農村地區作為疫情防控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薄弱環節,必須統籌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時抓好經濟改革發展,鞏固脫貧攻堅各項工作成果。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指出,要聚焦攻克脫貧攻堅的最后堡壘,結合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以疫情防治為切入點,加強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和公共衛生體系建設。2020年中央1號文件指出2020年“三農”工作的兩大任務就是打贏脫貧攻堅戰和補上全面小康“三農”領域突出短板。
一、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的三大短板
農村基礎設施供給與現代農業發展需求不匹配,公共服務供給不能滿足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是“三農”領域的主要短板。隨著脫貧攻堅的持續投入,農村交通、電力、通信、水利等基礎公共服務設施設備不斷完善,農村基礎設施供給的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彌補。農村公共服務以教育、醫療衛生服務、社會保障、公共文化服務和人居環境整治五大內容為重點。在疫情之下,公共服務體系,特別是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短板顯著凸顯。
- 農村人力資源快速流失,公共服務人才嚴重短缺
人才是第一資源,為農村服務的人才是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的重要力量。在疫情發生時,不少村兩委成員數量為5人左右且年齡普遍偏高,可以動員參與疫情服務的村民少之又少。由于農村地區先天條件不足,軟硬件環境較差,農村面臨著村干部和專業人才短缺的局面。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多選擇外出打工,農村剩余人口大多為老弱病殘幼,可以補充為農村村干部的人十分有限,村干部的持續再生產機制受到一定的破壞。而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由于工資低、條件差等原因往往留不住專業人才。
- 農村公共服務總量不足,軟服務比硬設施更短缺
市場經濟改革以來,我國在公共資源配置和政策安排上形成了“重城市輕農村、重市民輕農民”的傾向,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數量方面農村遠低于城市,軟服務比硬設施更短缺。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這種情況更為凸顯。如疫情期間在不少農村地區,農民出門不戴口罩、串門聚餐的現象屢見不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農民長期缺乏公共衛生教育相關的服務,難以理解疫情的嚴重性,在他們的意識中不戴口罩、串門聚餐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對別人也沒有什么影響;二是農村相關信息服務閉塞,在農民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時,由于農村公共服務的有限性已經難以出門或者根本買不到口罩。
- 農村公共服務質量不高,形式主義服務大于農民實際需求
農村公共服務近年來不斷增多,但我國大部分農村的公共服務產品供給往往不是來自農村農民的實際需求,而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不可避免會出現不顧農村實際需求、不顧農民醫院而提供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公共產品,忽略公共服務的建設,或者提供的服務質量不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新建立起來的縣鄉村三級診療體系中,鄉村診療基本被關停,在突發疫情面前鄉村診療基本上形同虛設,難以提供診斷、分流的公共服務作用。
二、公眾期待鄉村振興中公共服務體系增量提質
抗擊疫情是一場持久戰,在農村防控疫情中所暴露的短板或許是下一階段鄉村振興精準發力的基準之一。
在清研智庫的調研中,公眾在鄉村振興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方面,調查結果顯示,近七成受訪者最期待的是“進一步提升農村公共服務建設水平”(67.31%),“切實提高農村公共服務質量”(58.65%)也是公眾強烈期待看到的,還有56.73%的公眾期待“充分發揮民間力量參與農村公共服務”。
- 軟硬件相結合,將農村公共服務作為投資重點
農村公共服務不能重硬輕軟、應當軟硬兩手抓,避免同其他工作割裂開來,應該系統謀劃、協同發展,圍繞人民群眾的切實需求設計服務內容,盤活用好硬件基礎設施。在農村義務教育、醫療衛生服務、社會保障、公共文化服務及環境整治等方面作為投資重點,持續加大投入,增加農村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總量。
- 以需求為導向,摒棄形式主義的農村公共服務建設
農民是農村公共服務服務的主體,應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發揮農民的積極性,使公共服務落到實處,取得實效。以農民的需求為導向,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改善公共服務質量,實現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從有到好的轉變。建立協調、監督和評估機制,對服務行為和效果進行科學管理、合理評估。
- 避免財政大包大攬,注重吸引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
雖然農村公共服務建設社會效益重于經濟效益,但是,也不應財政投資大包大攬,應在梳理好資源優勢的前提下做好鄉村產業規劃落地,同時創新農村公共服務投資、建設、運維模式。通過以獎代補、民辦公助、政府購買服務等多種方式,加大對社會資本投資項目的支持力度,綜合運用財政、土地、金融、稅收等政策手段,發揮政策綜合效應,創新政策落實路徑,吸引優秀人才為三農發展建言獻策,為鄉村振興輸出新思路大魄力,構建支持社會資本投入鄉村振興的政策體系,融合一二三產,完善鄉村產業發展與生態建設體系,健全鄉村振興公共服務體系。